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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取上海,“要文打,不要武打”

在筹划渡江作战的总体方案时,解放上海的战役就已摆在了台面上。据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,对于解放接收上海的构想,至少1948年底就开始酝酿,及至1949年5月22日中央最后批准三野总攻上海,如何夺取一座城市,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筹划,这在解放战争中也是少见的。
不仅是决策时间漫长,即便是大军已直指上海,解放军的最高统帅部对部队推进却还有所保留。1949年的四五月间,中央军委反复明确指示“不要过于迫近上海”,“何时占领上海,要等候我们的命令”,“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、安亭等处如果可以不占,则暂时不要去占”,有些电文,还特别注明“请粟张注意”,约束之严,堪称少见。
为什么会这样?在此前的战争中,虽然已经攻取了济南、沈阳等大城市,解放军更擅长的却是在大规模野战中歼敌。尤其是对“家底”不甚雄厚的三野来说,夺取上海这样的城市,难度确实不小,粟裕曾这样描述汤恩伯集团,“那是一大坨,而且还包不死”,面对这样一场战役,无论统帅部还是前方将领,反复筹谋并不意外。
但中央军委的立意,却不止于军事上的谋划。或许,更能代表此时中共中央决策大方向的,便是毛泽东的那句“打上海,要文打,不要武打”。“解放”二字,在共产党人心中,从来既是“打碎一个旧世界”更是“创造一个新世界”。上海解放后,新华社的社论中说,“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大上海的解放,这乃是二十世纪中叶震动全世界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事件”,足见上海在共产党人心中的分量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则早已指明,“从现在起,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”,“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,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”。
摆在面前的问题是,如何接收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,当时共产党人还缺乏经验。于是,打上海“不仅要军事进城,还要政治进城”,就成中央军委和三野关注焦点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,今后解决100多万国民党军队,“无非天津、北平、绥远三种方式”,但他同时指出,“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”。这是“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,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”。1949年4月,粟裕曾对三野兵团和军以上干部申明:“对上海采取完整接收,宁可让敌逃窜”。晚年他也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这样回忆,“如果把上海打烂了,对全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就太大了”。这才是上海之战这篇大文章谋篇时,中央军委和前线将领紧紧扣住的“题眼”。
点击次数:  更新时间2019-04-28  【打印此页】  【关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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